【短篇小说】

 
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臧连顺

 

　  信访局接待处徐强连喊三遍，仍不见王权的身影，心里十分纳闷儿，老爷子在信访局转悠了一个多月，无论怎么谈就两个字——不服！还扬言什么，不满足他的要求，就死在接待大厅里，两腿一蹬就完事儿，反正呵碜活着的人。早晨刚上班的时候，王权还躺在大厅的长条椅子上打呼隆，一刻钟工夫就不见了，上哪儿去了？

“王老爷子在不在？”徐强急三火四走出接谈室，两脚不停地踮起碎步，双眼直勾勾地搜寻着，满走廊地呼喊着“老爷子”。穿过走廊就是宽敞明亮的候谈大厅，一个三百多平方米的大厅，撒目一圈儿便知一二，但他愣是扒拉个遍，仍不见王权的踪影。大厅里的上访群众见此情景，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

“啧啧，真上心啊，肯定是他家亲戚。”

“说不准‘老爷子’是他爹，儿子做信访工作，爹整天上访告状，不是孝顺的种啊，瞎了一张人皮！”

“不是亲戚，也是猫腻儿关系，现在哪有一块干净的地方。”

“别瞎猜了，这孩子不像那种不干净的人。”

徐强拨打王权的手机，那手机依旧关闭着，再问左邻右舍，大家只摇头不说话，一抹狐疑的眼神。昨天说得咬钉嚼铁，今早八点半准时接谈，咋就愿来就来、说走就走？太不讲信用了。徐强气得两腮颤抖，嘴唇乌青，双脚一跺踅进接谈室，抱定决心不去管他了……

王权是市郊的菜农，六十多岁的人仍魔鬼般的身材，人虽黝黑但干净俊俏，脸上的皱褶匀称有致，跟画儿一般中看，披上件西装活脱脱个退休干部，但一张嘴就露出底数：生性倔强，话不中听，强词夺理，间或冒出几句腰带下边的脏口。

据说王权是祖辈传留的庄稼人。爹娘生下他，是个俊娃子，指望能出息，就请了先生起个大号——王权——王者之权嘛。爹娘在教育上突出了一个“严”字，无论怎么亲爱孩子，也必须把脸绷得紧紧的，即使心里痒的发热，也要面上透着冰凉。王权懂事那天开始，就对学习文化不感兴趣，跪了门槛跪砖头，巴掌撇子没少挨，就是学不懂也钻不进去，但对摆弄庄稼、莳弄秧苗却情有独钟。年轻时就研究光合作用、根茎移植、撤土施肥，好多新招亲娘老子都称奇。爹娘眼瞅儿子直往地垄沟子跑，说不清是块材料，还是棵瞎秧子，仰天长叹一声，双双摊开黢黑的两手，重重地拍在膝盖上：真他妈是咱的亲儿子！

　  王权一辈子没离开市郊这块热土，赶上了土地承包的好政策，做足了蔬菜这篇大文章。扣大棚，改暖窖，地上空间派用场，把手里的三亩半菜田折腾得死去活来，结果成了远近闻名的反季节蔬菜生产大王。两口子坐在家里搞批发，百元的钞票像一茬茬韭菜一样，飘进兜里，存入银行，馋死人了。王权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，主要承袭了爹娘的衣钵，也是一个“严”字当头，但忙起农活就顾不了许多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任由他们去吧。两个儿子很争气，双双读完了大学，一个进了大机关，一个当上小老板，都已娶妻生子，让左邻右舍羡慕极了。于是，王权在市郊菜农中犹如活祖宗，地位身价十分显赫，腰杆子粗壮得很，就差被老少爷们打块板供养起来。

王权真正憋气窝火的是三年前。城市改造把三亩半地圈进去了，这跟掘祖坟有什么两样！他苦苦思索地设计了三套方案，跟政府讨价还价，力保这几亩菜田。

第一套方案是把左邻右舍组织起来，组建旅游观光农业园，让城里孩子来看作物怎么生长出来的。哪曾想邻里意见不一致，虽然大家也舍不得田地，但更向往城里人的生活，何况占地补偿是一笔可观的钞票。王权指着老少爷们儿脑瓜门子骂，硬是把这套方案骂得不攻自破了。

第二套方案是征占现在的三亩半地可以，但政府必须另找一块地抵顶，不计较那地好坏多少，也不论那地离家远近，能够长出蔬菜就行。但很快就被否决了，理由是集体没有可以调剂的预留地。

第三套方案是如果不给调剂就加倍赔偿。除了经济赔偿和安置补偿之外，还要有精神损失赔偿。往前推算从爷爷那辈开始，往后推算起码还需二十年吧，整整三代人的精神损失！煤矿砸死一个人还得赔偿二十万，咱们是几代人在这块地上刨食吃，政府看着办吧。

方案归方案，条件归条件，小胳膊扭不过大腿，王权的三亩半地还是被征用了。眼瞅着高楼大厦平地而起，王权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于是，他开始了另一种活法——上访。

王权到市农委上访，问“三农”包括不包括菜农？市农委的一位处长回答说包括。王权说菜农失去菜地，还算不算菜农？对方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接着讲了一堆道理。什么城市化呀，工业化呀，现代化呀。王权说听不明白，没有明确说法，叫什么农业委员会，都他妈回家哄孩子算了。

王权又到市规划局上访，提出城里大片空闲地不盖房子，为什么非要挤兑菜农那点儿田地？规划局的一个老女人，满脸横肉不言语，甩出一张八仙桌大小的地图，让王权自己瞧。

王权问：“为啥瞧这东西？”

老女人狠狠地剜了一眼说：“哪儿的？”

“市郊的。”王权强压怒火地回答。

“这儿！”老女人指一下地图西北角，不耐烦地说，“自己看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王权急了。

“市郊那地方，三十年前就规划进去了。”老女人头不抬眼不睁地扔出一句，摆出决心不再说话的样子。

“小日本当年还建了皇宫，不是他妈也白费了？”王权对政府规划很不服气，但对方没有回应的态度，心里就愈加憋闷。他瞄一眼老女人，心想这位更应该回家哄孩子，简直跟进了乱葬岗子似的，哑巴畜牲不如的臭娘们儿！

王权不停地上访，想去的地方都去了，该问的事情都问了，说弄明白了还糊涂，说糊涂吧又明白点儿，心里不服又说不明白。他懵懵懂懂地跨进了信访局的大门。

那天，立春后飘着清雪，典型的冻骨不冻肉的季节。王权哆嗦着进了信访接待大厅，发现大厅温暖如春，就有一种来也恨晚的感觉。他登了记排了号，一屁股坐在地热地板上，暖了屁股暖肠胃，暖了肠胃暖腰腿，心想这地方真中来呀。他尽可能闭上双眼养点精神，准备应对老女人之类的交锋，很快就有人喊王权的名字，接着就把他请进接谈室。

“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基本情况，然后把上访事由和本人要求说一说，好吗？”徐强第一次接待王权，必需首先把来龙去脉搞清楚，这是接待工作的规矩，说着就张罗倒水，“需要点什么茶叶？”

王权先是一愣，接着就顺上了话茬：“不习惯喝茶，甭客气。”

接下来是两人一来一往地争争讲讲。王权像竹筒倒豆子似的，把祖辈怎么经营这块地，这块地对自己来讲多么重要，政府征占地如何不讲情面，为啥找不到说理的地方等等，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徐强早就听个透明白，只是不便打断话茬，两手在电脑键盘上忙活记录，双眼不断驻足在王权的脸上，表示自己时刻在聆听，而且很在意对方。此时他才发现，王权如果退回二十年，该是多么英俊帅气，虽然上访并不在理儿上，但见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。如同秤杆与秤砣一样，农民失去了土地，不亚于少年失去了父母，中年失去了妻子，老年失去了儿女，决非三句话两句话能够让老爷子回心转意的。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生活怎么样？”徐强关心地问道。

“一个老伴，两个儿子，对付着过吧。”王权心不在焉。

“儿子做什么？都在一起生活吗？”徐强又问道。

“大的在机关，小的自己干，都成家另过了。”王权有些忍耐不住了，“别整那些没用的，还是谈正事儿吧。你就痛快给句话，这事儿能不能解决？”

“老爷子，这事儿跟你想象的差距很大。”徐强一五一十地把来龙去脉掰扯个透亮，末了归终点了正题——政府征占地没有疑义，上访提出的要求不成立。当然，老爷子还有什么要求，比如说生活有什么困难，信访部门能做到的一定帮助去做，“既然认识了，就是缘份吧，有什么事来找我。”

“别的事不找你，就这一件事，不办就不走了。”王权霍地站起来，头不抬眼不睁地走出接谈室，径直回到侯谈大厅，继续坐在地热地板上。

徐强干信访五年了，一直在接访一线，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。既有助人成功的喜悦，也有纠缠不清的烦恼，更有憋气窝火的沮丧。他觉得王权毕竟花甲之年了，就是心窝子里有股火，这股火不出来迟早要做病的。他把这事向处长作了汇报，提出请农业、土地、规划、城建等有关部门集体接待一次。处长不仅同意徐强的意见，而且第二天就把这些部门的人请来了。大家在接待会上，从不同角度解释政策、分析道理、阐述见解、交流感情，王权还是一百个不理解，结果集体接待不欢而散。王权继续赖在地热地板上，天天如此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徐强每每看到王权坐在地热地板上，就像一口吞进仨蛋黄般地堵得慌，只要有空闲就和王权攀谈一阵子，“论年龄，你跟我爹差不多，咋就这么不近人情呢！”

“你他妈耍我，把那么些单位搬来对付我，想出我洋相啊。”王权一来二去，跟徐强也熟了，那嘴上就不需要把门了，“老子不怕那一套，再他妈耍我就去北京。事情不解决，甭想过消停日子！”

“如果去北京能解决，我陪你走一趟。是不是心里有病啊。”徐强的话音刚落，“啪”的一撇子重重地落在勃根子上，抽得徐强直晃悠，“你——”

“你服不服？小徐子，看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妈的！”

徐强忽地站起来，满脸涨红地想说什么，接着又摇了摇头，捂着勃根子向卫生间走去。他面对着小便池，双手掐着男人器物，眼泪却扑簌簌地流淌下来。三十几岁的人了，过去没人打过他，现在什么气都得受。爹娘早先若这样打，也许考试多几分，不至于干这王八钻灶坑的活。王权若是敌人，非掐他半死，可他偏偏是群众。当他走出卫生间时，却仍然昂首挺胸步履坚实，因为咱就干这活儿，那活祖宗还在等候呢。

王权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儿子大宝、小宝都说爹心里有病，心火就往脑门子上涌，那双手就有些不做主。照理说徐强这孩子还中，比他上访以来见到的人都强，咋把人家孩子给打了呢？他越想越后悔，趁徐强上卫生间的档儿，抽出打人的那只手，对准门框就是两下，直痛得呲牙咧嘴，接着从兜里掐出仨熟鸡蛋，顺手塞进徐强的抽屉里，悻悻地溜了出来。

徐强回到接谈室，发现王权不见了，心里捉摸这活祖宗哪儿去了。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是王权的儿子大宝打来的。大宝说跟弟弟商量，哥俩背地里筹集几万元钱，想交到信访局去，以信访局名义转给老爷子，就说政府经过研究给予的补偿，也许能使他蹩过这个劲儿来。大宝带着哭腔说，人到这个份上谁也没招，老爷子什么都不缺，俩儿子都想接他们过来住，就是一百个不同意，非要搅和点事儿来。徐强听罢鼻子一酸，险些又要流泪，连声说感谢了。但是，这个办法很难自圆其说，关键是没有道理，大家都来做劝解工作吧。

又过了一些时间，王权依然是接待大厅的常客，依然坐在地热地板上，依然出口不逊地缠着徐强。不管风霜雨雪，任凭时光打磨，王权的态度依然不变。徐强动了很多脑子，查阅了大量心理学著作，变着法地攻心，效果依然不明显。他决定从大学请几位心理学专家，全面地给王权会诊把脉，以此了却这块心病。徐强对专家讲，就是以研究王权上访问题为由头；对王权讲，这样的好机会不是太多。应该安排的都交代明白了，可是老爷子不守信用，鞋底子抹油——溜了。

你说徐强能不生气吗？

生气归生气，该管还得管。徐强面对诸位专家，眼含热泪地连声说对不起，接着就把王权上访的整个经过，向在座的人详细地介绍一遍，提请各位专家帮助拿个主意。

有专家说，爱有多深恨有多深。王权对土地的爱胜过一切，失去土地就必然恨一切。最好的办法是转移他的爱，比如说伺候个小猫小狗之类的，或者给他找个营生干。

有专家说，心态失衡是最大痛苦。王权心理不平衡，必然钻牛角尖。最好找对脾气的人跟他相处，慢慢地引导到正道上来，问题是找不到跟王权对脾气的人。

也有人说，以毒攻毒能治大病。对待王权必须态度坚决一些，不留有回旋余地，逼迫他走出困惑。但是，毕竟六十几岁的人了，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交代不过去。

如果给王权下个定论，究竟属于哪种类型？

说他是精神偏执型，他生来没有这个病因，过去从来没发过这种病症；说他是心里憋屈型，可他想说啥就说啥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活得淋漓尽致；说他是愤世疾俗型，他对生活十分热爱，心中始终装着美好的未来。

专家们七嘴八舌谈了很多意见，遗憾的是没有见到王权本人，没有条件去互动沟通，没有机会去情境引导，所以拿不出定性结论。

又过了几天，仍不见王权的影子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地热已经凉了。难道老爷子回心转意了？徐强这样思考着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对方洪钟般声音震得耳鼓嗡嗡响：

“是小徐子吗？咋不说话呢？”

“请问你是谁？能不能说话声音小一点？”

“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，白他妈跟你处一场，王权！”

“哦！老爷子。你跑哪儿去了，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说出来，你他妈吓一跳。我在地震灾区呢！我捉摸那事就算了，你小子也他妈整不明白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给我出个证明，证明我是好人，是蔬菜生产大王。灾区太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了，哈哈！”

“我答应你，请老爷子放心吧。一定要多保重啊！”

徐强说完电话，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。他盯着老爷子经常席地而坐的地方，竟然生发出难舍难分的眷恋之情，双眼就噙满了凄楚的泪水。他不自觉地摸一把勃根子，似乎仍在隐隐作痛，该是多么难忘的记忆啊！

老爷子，你还会再来吗？
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作者系省信访局副局长）